那年秋天，我给一样看不见的东西起了个名字，叫星期二。
要讲星期二，得先从星期一讲起。
我认识的人当中，喜欢星期一的，一个也没有。楼下那位教统计学的邻居或许可以算半个例外。他每天早上七点整出门跑步，风雨无阻，星期一也照跑不误。有一回在楼梯口碰上，我问他对星期一怎么看。
“从统计上讲，”他一边原地踏步一边说，“星期一跟别的日子没有什么两样。”
说完，他想了想，又补充了一句：“除了心脏。”
据他说，爱尔兰有人翻了一万多个病人的病历，发现最凶险的那一种心肌梗死，偏偏在星期一发作得最多。^1 至于为什么，谁也说不清楚。
“所以星期一早上，我跑得慢一点。”他说完就跑走了，一点也不慢。
至于那只叫加菲的橘猫，从一九七八年起就讨厌星期一，一讨厌就是将近五十年，至今看不出有改变主意的意思。一只猫尚且如此，人就更不必说了。
不过依我看，人们讨厌的并不是星期一本身。星期一不过是个日子，同星期四没有多大分别。人们讨厌的，是星期一早上打开邮箱、打开聊天软件的那一瞬间。
那种感觉，很像出门旅行了几天，回到家里，发现有人趁你不在，在屋子里每一样东西上都贴满了便利贴。冰箱门上，镜子上，马桶盖上，连拖鞋里都塞着一张。每一张上都写着一件要你去做的事：“请于周三前确认。”“方便的话，能否顺便……”“这个有点急。”笔迹五花八门，没有一张是你自己的。
你可以不喜欢这些便利贴，但不能把它们撕下来，至少不能全撕。撕掉一张，第二天早上，原处会长出两张来。说“不”这个字，我在浴室的镜子前面练习过好几次。镜子里那个人，每一次都答应了下来。
据说一百多年前，美国有一位钢铁大王花了两万五千美元，向人买了一个建议：每天晚上写下第二天最要紧的六件事，第二天一早从第一件做起。[^2] 两万五千美元买一张清单的写法，在当时想必是一笔巨款。不过那张清单，至少是自己写给自己的。我的清单上，十件事里有九件是别人写上去的。剩下的那一件，是“去 Costco 买卫生纸”。
有时我想，假如这个世界上只剩下我一个人，大概会寂寞，会无聊，半夜里听见什么响动，偶尔也会害怕，但大概不会痛苦。痛苦这东西，好像总得由另一个人递过来才行。像接力棒，也像便利贴。
二〇二七年九月，公司给每个译者都配了一个助手。
通知上给它起了一个很长的名字，里面既有“智能”两个字，又有“协同”两个字，念起来像一家开在工业园区里的牙科诊所。说是助手，其实看不见也摸不着，就住在我的电脑里。它替我读信，回信，排日程，把客户寄来的说明书先从头到尾翻上一遍，再把拿不准的地方一一标出来。
我给它起名叫星期二。因为自从有了它，星期一早上就变得同星期二差不多了。星期二是一个星期里最没有存在感的一天，既没有星期一的沉重，也没有星期五的盼头，好比电梯里一个不大认识的邻居，彼此点一点头就算完事。我对它的全部期望，大抵也就是这些。
星期二写的信，比我本人写得好。客气，周到，从不拖延，该道歉的地方道歉，该道谢的地方道谢，一个错字也没有。读着它以我的名义寄出去的信，我常常觉得，那是我的一个品行端正的远房表弟，正替我出席一场我不想参加的婚礼。
据我粗略估算，我这辈子写过的“抱歉回复晚了”，大约有两千封。那年秋天，这个数字一封也没有再增加。
公司的项目经理叫布拉德。在星期二来到之前，布拉德是我心里的一块小石头。他有个习惯：星期五下午五点四十分前后发来一封信，标题是“帮个小忙？”。信里说的小忙，往往要占去我一整个周末。到了星期一早上八点零一分，他又会发来一封，开头是“Per my last email”。
干翻译的人都知道，这句话不好译。字面上是“如我上一封信所说”，客客气气的。可要是把它翻过来，对着光看，背面写着的是：你到底看没看信？
那几年里，我在心里同布拉德吵过不下一百次架。在超市排队时吵，在高速公路上堵车时吵，半夜醒来去冰箱拿啤酒时也吵。每一次都是我赢。布拉德本人对此一无所知。
星期二来了以后，这些架就用不着吵了。布拉德五点四十分发来的信，星期二五点四十一分就回了；他要的东西，往往不等到星期一，就已经好端端地躺在他的文件夹里。他再也没有用过“Per my last email”。又过了几个星期，听说布拉德也有了自己的助手。从此，那些小忙，他大半不再来找我，直接交给了他自己的助手，快得多，也好得多。剩下的一小半，就由两个助手来来往往。信里的感叹号一个接一个地不见了，就像退潮以后，岩床上的水一洼一洼地干掉。
不在心里同他吵架以后，我才发现，布拉德其实是个不坏的人。他住在西雅图郊外，养了两条柯基，每年圣诞节都寄来一张贺卡，上面是两条狗穿着红毛衣，坐在雪地里，一脸的不情愿。贺卡上的字是他亲笔写的，歪歪扭扭：“谢谢你又熬过了一年！”过去那些贺卡，我都是看一眼就扔掉了的。
有些事交给星期二，比交给一个人更快，也更好。更要紧的是，交给它的事，不会变成谁心里的一块石头。那年秋天，我和这个世界之间少了许多感叹号。我想，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进步。
十月的第二个星期一，信箱里来了一张明信片。
我说的是楼下那排铁皮信箱。那里面通常只有账单、超市的优惠券，还有寄给前一任房客的汽车保险广告。明信片夹在两张优惠券中间，正面是一张老照片：一望无际的橙子林，远处是光秃秃的山，左下角印着一行小字：ORANGE COUNTY, CALIFORNIA。那大约是橙县还真的种着橙子的年代。
背面是钢笔字，一笔一画，每一行都写得笔直，像是事先拿尺子比过。我把它译过来，大意如下：
“您好。我是写那台血压计说明书的人。您的助手很有礼貌，也很勤快。上个星期，它给我写了六十三封信。我想您大概不知道。我不是来怪谁的。下星期一早上八点，我在土斯丁老城旁边那家甜甜圈店喝咖啡，靠窗的位置。如果不方便，也没有关系。——多丽丝”
多丽丝这个名字，我是知道的。客户那边的说明书原文，大半出自她的手。项目文件的最后一页写着：术语问题，请联系多丽丝。六年来，我和她之间大约来往过四十封信，一年不到七封。每一封都很短：“第十一页那个词，我问了工程师，是这个意思。”“这一句我自己也拿不准，你看着办。”“谢谢，这里确实是我写错了。”
明信片上的最后一句，原文是“No worries if not”。在我们这一行，这句话的意思通常恰好相反，就像餐馆的服务员对你说“您慢慢看”的时候，其实是在说“您到底点不点”。可是不知为什么，写在这张明信片上，它读起来就只是它字面上的意思。
我回到楼上，打开电脑，在星期二寄出的信里找了找。
六十三封，一封不差。九月底，那台血压计的说明书出了第二版，交到了我手上。我照例吩咐星期二：拿不准的地方，都问清楚。从前我自己做的时候，拿不准的地方大多凭经验猜一猜，实在猜不出来，才攒成一封信，一个月给多丽丝写一次。星期二不猜。它每拿不准一处，就写一封信；信寄出去几个钟头没有回音，就再写一封，客客气气地提醒一下。
“关于第四页‘袖带’一词的确认。”
“关于第四页‘袖带’一词的确认（跟进）。”
“温馨提醒：关于第四页……”
“想必您很忙，只是轻轻地再提一下……”
其中有十一封，开头是“Just circling back”。这个说法，我也一直觉得译不好。字面上是“绕回来”，可我每次读到，眼前浮现的总是一只秃鹫，在沙漠的上空，耐心地，一圈一圈地，绕回来。
我在电脑前坐了很久。
我把自己不想做的事交给了星期二。星期二把它们做得又快又好，顺手把其中一部分，变成了别人不得不做的事。我的星期一变成了星期二；多丽丝的每一天，大概都变成了星期一。
小时候在学校里玩过一种游戏，叫击鼓传花。一个人蒙着眼睛敲鼓，其余的人围成一圈，把一朵绢花一个传一个。鼓声一停，花在谁手里，谁就得站出来表演个节目。如今的情形有点像那个游戏，只不过有人给传花的人一个个都装上了一双快手，鼓也越敲越急。花在那些快手之间飞来飞去，快得几乎看不见影子。可是总有那么一个人，身上没有那双快手。鼓声停下来的时候，花多半就在她手里。
那家甜甜圈店夹在一家自助洗衣店和一家报税行中间。门口立着一块手写的牌子：一打十四块九毛九，下午三点以后买一打送三个。
星期一早上七点五十八分，店里飘着咖啡和热油的气味。玻璃柜里，甜甜圈一排一排地躺着，糖霜的，巧克力的，撒了彩色糖粒的，像一群穿着最好的衣服、等着拍集体照的孩子。柜台后面摞着一大摞粉红色的纸盒子。[^3] 老板是个六十来岁的柬埔寨人，正在炸下一锅。他的女儿坐在收银机旁边写作业，书包放在脚边，看样子是代数。
靠窗的位置上坐着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。灰色的开襟毛衣，花白的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髻，老花镜推在头顶上。她面前是一杯黑咖啡，一个老式甜甜圈，还有一本摊开的小册子。我走近了才看清，那是一台日本电饭煲的说明书。
“坐。”她说，没有抬头，“先吃一个甜甜圈。吃完了再说话。”
我照办了。
她说话的样子很像说明书：一句一个步骤，每一句都很短，没有一句是多余的。
“这一句写得很好。”她用铅笔在说明书上轻轻画了一道，“米和水的比例，一句话就讲清楚了。还没有吓唬人。”
“说明书也会吓唬人？”
“会。大部分都在吓唬人。”她把铅笔放下，“若不遵守本说明，可能导致严重伤害甚至死亡。电饭煲而已。”
我笑了。她没有笑，可是眼角那里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。
“第十一页那一句，‘测量前，请安静地坐五分钟’，”我说，“是您写的吧？”
“是我写的。一开始写的是‘测量前请休息五分钟’。后来改了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“说‘休息’，大家就去看手机。看完手机，量出来的血压还是高的。说‘安静地坐’，他们就真的坐着了。”
那一句我也译过。机器翻好了，我删掉，自己重新译了一遍，结果同机器译的几乎一模一样。这件事，我没有告诉她。
“您没有助手吗？”我问。
“公司配过一个。用了三个星期。”
“后来呢？”
她把咖啡杯转了半圈，让杯柄朝着自己。
“有一个周末，我的助手和另一家公司的助手互相道谢。它谢谢对方的回信。对方谢谢它的谢谢。它又谢谢对方谢谢它的谢谢。到星期一早上，一共谢了四十一次。”
我想象那幅情景：两个彬彬有礼的人站在一扇门前，“您先请”，“不不，您先请”，让了整整一个周末，谁也没有进门。
“我就把它关了。”她说，“它没有什么不好。只是我想，门里面总得站着一个人。”
从那以后，她每天要收到三百来封信，大半是别人的助手写来的。每一封都彬彬有礼：想必您很忙；只是轻轻地提一下；不急，您方便的时候再回。
“礼貌得像一整屋子的人同时对你鞠躬。”她说，“你不知道该先给谁还礼。”
“它们催得很凶吗？”
“不凶。一点也不凶。它们从来不生气，也从来不怪我。”她停了一下，“可是它们也从来不累。你知道被一样不会累的东西等着，是什么滋味吗？”
我摇摇头。
“就像有人站在你家门口，客客气气地敲门。每隔两个钟头，敲三下。不生气，也不走。”
“那您怎么办？”
“每个星期一早上，先在这里坐五分钟。”
“就像量血压那样？”
“就像量血压那样。人刚爬完楼梯就量，量出来的数字是不对的。刚打开信箱就回信，回出来的话也是不对的。”她说，“坐完了，能回的回。回不了的，就让它们再问一遍。”
“它们会再问吗？”
“会的。反正它们不会生气。”她终于笑了一下，“这是它们的好处。”
“六十三封信，”我说，“您真的不生气？”
“不生气。”
“一点也不？”
她想了一会儿，从纸巾盒里抽出一张餐巾纸，用铅笔在上面写了三行字，推到我面前。
Don't blame.
Don't keep score.
Don't wait for it.
“我写了二十七年说明书。”她说，“这是说明书教给我的。”
“说明书？”
“说明书从来不怪读者。读者把熨斗搁在毛衣上忘了拿起来，说明书不会说‘你怎么搞的’。它只说：若设备出现异常发热，请立即停止使用。读者没读它，就把它扔进了抽屉，它也不记仇。它也不指望有人读。”她喝了一口咖啡，“世上从头到尾被人读完的说明书，大概比从头到尾被人读完的《尤利西斯》还要少。”
“可您还是一句一句写清楚。”
“万一有人读呢。”她说。
我把那张餐巾纸拿起来，看了好一会儿。这是职业病：凡是写着字的东西，我都会不由自主地在脑子里把它搬进另一种语言。第一行好办：不指责。第三行也不难，wait for it，就是等着，盼着，我把它译作：不期待。第二行费了些工夫。keep score，本是记分，记账，记着谁欠了谁。我想来想去，觉得最贴切的，还是“埋怨”。埋怨的“埋”字用得好：把账一笔一笔埋在心里，埋得越深，越是忘不掉。
不指责，不埋怨，不期待。
“要是人和人之间都能这样，”我说，“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？”
“不知道。”她说，“我试了二十多年，第二条到现在还没有做到。”
她把餐巾纸翻过来，在背面画了一个小方框，像是清单上一个还没有打钩的格子。
“不过有一件事，我是想明白了。”她说，“期待，就是在别人的清单上，悄悄添了一行。人家不知道，所以没有做。你知道，所以一直等着。”
“那指责呢？”
“指责，就是指着人家清单上那一行没有划掉的，大声念出来。”
“埋怨呢？”
“埋怨，就是把人家那一行抄到自己的清单上，每天早上念一遍。”
“这么说，三条都是清单的事。”
“人和人之间的事，有一大半是清单的事。”她说着，把老花镜从头顶上取下来，折好，放进毛衣口袋里，“剩下的一小半，是甜甜圈的事。”
八点二十五分，她站起身，把电饭煲说明书夹在腋下。
“我每个星期一早上都在这里。”她说，“来不来都没有关系。”
这一次，我相信那也只是它字面上的意思。
开车回家的路上，我想起了萨特的一出戏。
三个死去的人，被一个侍者领进地狱里的一个房间。他们原以为地狱里会有烙铁，有油锅，有拿着叉子的魔鬼，结果什么也没有，只有三张沙发，一尊铜像，一盏关不掉的灯。过了好一阵子，他们才明白过来：用不着什么魔鬼。他们三个，就是彼此的刑具。“他人即地狱”这句话，就出自这出戏。[^4]
萨特大概说得不错。假如人和人之间没有你推我搡，没有那些压过来的期限，没有那些不大不小、谁也说不清是谁先开的头的伤害，那么，痛苦这东西，大概也就无从说起了。
可萨特大概没有想到，有一天，那个房间里会多出第四个人来。它不折磨谁，不怪谁，也不记谁的仇。它只是不知疲倦地、客客气气地，把每个人要别人做的事，转告给另外两个人。一天转告三百遍。
那究竟是天堂，还是一个打扫得格外干净的地狱，我说不上来。
等红灯的时候，我又想起一件事来。去年九月一个下雨的傍晚，我坐在海洋学院旁边的停车场里，同一个只见过一面的女孩打了一个小时零二分钟的电话。说的全是些无关紧要的事。那一个小时零二分钟，也是另一个人递过来的。
后面的车按了一下喇叭。绿灯了。我想，那位司机大概也有他的清单。
那个星期三晚上，我正就着一盘大蒜橄榄油拌的意大利面喝第二罐啤酒，前妻打来了电话。
她在奥克兰，同那个人住在一起，早上喝茶，到现在快一年了。我们隔一阵子通一次电话，聊的大都是天气、蚊子之类的事。
“你有没有好好吃饭？”她照例问。
“有。”
“那几包意大利面，早就过期了吧？”
“三月过期的。我二月就吃完了。”
“你倒是守规矩。”
我把甜甜圈店里的事讲给她听，讲到那张餐巾纸，讲到那三行字。她在电话那头静静地听着，听完了，说：
“这不就是我们现在嘛。”
我想了想，还真是。我们如今不吵架，不翻旧账，也不指望对方什么。离婚以后，我们反倒成了世上最好说话的两个人。
结婚那几年，我们每天都在往对方的清单上添东西。倒垃圾。给龟背竹浇水。母亲节记得给她母亲打电话。不要在床上吃饼干。
“你在床上吃饼干，我说了有一千遍。”她说。
“八百遍。”
“你看，”她说，“你还记着账呢。”
我无话可说。第二条，我大概也没有做到。
她说，她现在每天早上都给那个人写便利贴，贴在冰箱门上。记得关窗。猫粮快没了。星期四收垃圾。
“他不烦吗？”
“烦啊。可他也给我写。”她说，“一点也不期待的话，那还叫什么一起过日子呢？”
我没有回答。电话那头，有水壶呜呜地响了起来。她说她得去关火了。
“好好吃饭。”她说。
“嗯。”
挂了电话，我想，这一句大概是她留在我清单上的最后一行了。我一点也不想把它划掉。
那个周末，我给星期二立了一条规矩。
“给人写信之前，先安静地等五分钟。”我对它说，“等完了，要是觉得这封信可以不写，就不要寄出去。”
这是我第一次交给它一件不做事的事。它回答：“好的。”同它答应别的事情时一模一样。
又过了一个星期，我打开它寄出的信看了看。那一个星期，它给多丽丝写了四封。
草稿箱里，躺着五十九封没有寄出去的信。
“关于第六页‘静息’一词的确认（跟进）。”“温馨提醒：关于第九页……”“只是想再确认一下……”我一封一封地往下看，看了很久。每一封都写得很好，客气，周到，一个错字也没有。只是没有寄出去。
也许那不叫犹豫，不过是照着我定下的规矩办事罢了。可是看着那一长串没有寄出去的信，我还是想起了北林那间车库里，被九重葛严严实实盖在底下的那只山羊。
那个星期四，楼下的铁皮信箱里又来了一张明信片，正面还是那片橙子林。
“这个星期只有四封。谢谢。第三封其实也可以不写。——D”
这中间的两个星期一，我都没有去甜甜圈店。一个是因为下雨，一个是因为没有下雨。
十一月第一个星期天的凌晨两点，全加州的钟又被拨回了一个钟头。春天里不知去向的那一个钟头，就这样还了回来，连招呼也没有打一声。
第二天是星期一。我七点五十五分到了甜甜圈店。靠窗的位置空着。
柜台后面，老板的女儿抬起头来。
“你是那个翻译吧？”她说，“她说你可能会来，也可能不来。”
“她来过了？”
“来过了，七点钟来的。她看了看我们墙上的钟，笑了好半天，说她家里的钟还在过夏天。”女孩把铅笔夹在耳朵上，“她吃了两个甜甜圈。她说，多出来的这一个钟头，她要回家睡掉。”
女孩从柜台底下拿出一个粉红色的纸盒子，递给我。
盒子里是一个老式甜甜圈。盒盖内侧贴着一张黄色的便利贴，钢笔字，每一行都写得笔直：
“钟拨回来了。我忘了。吃了两个。这个是你的。不用谢。——D”
我在靠窗的位置坐下来，把那个甜甜圈吃了。她不在，这也没有关系。去年那个数海星的女孩说过，反正海星又不在乎。我想，甜甜圈大概也不在乎。
便利贴上一共五句话，没有一句要我去做什么。最后一句，还替我免掉了一件事。
回到家，我把那张便利贴贴在冰箱门上，贴在那张潮汐表旁边，用的是同一块菠萝形状的磁铁。如今冰箱门上，有了两张不要我做任何事的纸片。
然后我在书桌前坐下。星期二已经替我把三十一封信分好了类，按轻重缓急排得整整齐齐。其中一封是布拉德的，标题是“帮个小忙？”。星期二已经回过了。
我没有马上打开邮箱。我先安静地坐了五分钟。
五分钟以后，我觉得，这时候量出来的数字，大概是对的。[^5]
[^2]: 故事说的是效率顾问艾维·李（Ivy Lee）和伯利恒钢铁公司总裁查尔斯·M·施瓦布（Charles M. Schwab），时间一般说是一九一八年。据说艾维·李当时不要钱，只请施瓦布用上三个月，觉得值多少就付多少，后来收到一张两万五千美元的支票。这个方法流传甚广，那张支票却找不到可靠的原始记录。
[^3]: 南加州的甜甜圈店，常听人说有八成是柬埔寨裔人家开的。带头的一般认为是一九七五年来到加州的柬埔寨难民泰德·恩戈伊（Ted Ngoy）：他先在一家连锁甜甜圈店里学手艺，后来在橙县的拉哈布拉盘下了自己的第一家店，又帮着许多同乡开了店。粉红色的纸盒子据说也是从那时候流行起来的，原因很简单：粉红色的比白色的便宜。
[^4]: 萨特的独幕剧《禁闭》（Huis clos），一九四四年五月首演于巴黎老鸽巢剧院。三个死去的人被侍者领进地狱里一间第二帝国风格的客厅，那里没有刑具，也没有刽子手，只有他们彼此。“他人即地狱”（L'enfer, c'est les autres）是剧中加尔森的台词。
[^5]: 插图是九幅油画，每章一幅，依次是《冰箱门上》《退潮以后》《Just Circling Back》《坐。》《背面》《等红灯》《周三，夜里》《九重葛下的山羊》《钟拨回来了》。九位画家都是 Claude Opus 5.5，各自读了这篇小说，在一台油画模拟器上自己调色，一笔一笔画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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